“寿则多辱”,典出《庄子》
张远山
读到一位香港知名作家的短文《寿则多辱》,首句解题曰:“‘寿则多辱’,语出周作人。”不确。
此语虽曾见于周作人名文《老年》,但他明确说是译自日本吉田兼好的《徒然草》:“……令人想起本来也是武士后来出家的兼好法师来。兼好所著《徒然草》共二百四十三段,我曾经译出十四篇,论及女色有云:‘……在不能常住的世间活到老丑,有什么意思?语云,寿则多辱。即使长命,在四十以内死了最为得体。’”
“寿则多辱”也非吉田兼好自己的话,他明确说是“语云”,随后发挥的“在四十以内死了最为得体”,才是自铸伟词,也是钱玄同名言“过了四十便该枪毙”的源头。
那么“寿则多辱”究竟典出何书?出自《庄子·天地》:
尧观乎华。华封人曰:“嘻,圣人!请祝圣人,使圣人寿。”
尧曰:“辞。”
“使圣人富。”
尧曰:“辞。”
“使圣人多男子。”
尧曰:“辞。”
封人曰:“寿,富,多男子,人之所欲也。汝独不欲,何邪?”
尧曰:“多男子则多惧,富则多事,寿则多辱。是三者,非所以养德也,故辞。”
长寿、富贵、多子,都是儒家理想,为道家宗师庄子不屑。虽然《天地》并非庄子亲撰,而是弟子后学所撰,但是弟子后学仿拟庄子“寓言十九”,让比孔子资格更老的“圣人”唐尧嘲笑儒家理想,确实切中要害,堪称真知灼见。
日本的吉田兼好,中国的周作人,应该确知此语出处。因为《庄子》并非僻书,汉文化圈的普通士人无不熟读,所以他们认为,这种文史常识,不必特地点出。然而“五四”以后,尤其是鲁迅出于时代原因而故作偏激语,认为“中国书应该少读或竟不读”以后,中国的读书人,乃至作家学者,也大抵不读中国书。以致“五四”之后,不通中国文化之病,成了中国知识分子和作家学者的通病。
许多当代国人,没读过《庄子》,只读过《徒然草》,所以都把“寿则多辱”归于吉田兼好名下。这位香港作家,大概既没读过《庄子》,也没读过《徒然草》,只读过周作人的《老年》,所以把“寿则多辱”归于周作人名下。两者都过于浮光掠影,过于浮躁偷懒。我甚至疑心,这位香港作家也没读过周作人的《老年》,仅在别人的文章里,看到这句据说引自周作人的名言,于是再次误引。
鲁迅的愤激之言,并无大错。读中国古书,正如读《金瓶梅》,若无相当的判断力,确实极易中 毒。所以中国古书尽可不读,谁也没有权力以教师爷的身份,为别人开必读书目。当年施蜇存把《庄子》开在必读书目中,就被鲁迅挖苦了一番。知识分子和作家学者勇于“反封建”,不读中国经典,只读外国烂书,不妨自便。然而为何一方面不读中国经典,另一方面又要大量转引经典名言?
不读古代经典,引用经典名言就只能转引。二手转引,三手转引,多手转引以后,也就难免以讹传讹。一旦初引之人引错,转引者自然跟着错。
比如鲁迅误把《六祖坛经》的“如人饮水,冷暖自知”,错引成“如鱼饮水,冷暖自知”。许多没读过《六祖坛经》的当代作家学者,也无不跟着错。跟着错的人们,可能是多手转引,未必读过鲁迅。他们想当然地以为,河中的鱼,是要饮水的。其实鱼在水中,无须特地饮水。只有正在下锅的鱼,才会“冷暖自知”。
再如司马迁的《史记·游侠列传》,开篇明确说:“《韩子》曰:‘儒以文乱法,侠以武犯禁’。”有人把这两句话误引成“司马迁说”,于是不读《韩非子》、《史记》的人们,也跟着错。
还有人把《孟子》的“鱼与熊掌,不可得兼”,误引成“鱼与熊掌,不可兼得”,于是不读《孟子》的人们,也跟着错。三人成虎以后,有位作家曾经与我争论,认定“得兼”是手民误植。我说所有版本全都如此。他说那就是原始版本错了,可能是孟子的笔误。
有位知名批评家,赠送其书给我。我瞠目结舌地看到这样一句:“孔子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死后将被册封为‘衍圣公’。”我不相信这位以批判中国文化为己任的年轻朋友,居然不知常用字“衍”的语义,即便望文生义,也该看出“衍圣”是指孔圣人繁衍的后裔。这位批评家像大多数当代作家学者一样,只是过于浮躁而已。爱做梦的孔子,确实做梦也不会想到,自己死后居然转世投胎,成了自己的不肖子孙。
可以批判孔子、庄子,也可以批判一切古人,但是批判之前,最好做点功课,不宜一方面妄批古人,成为耳食之徒,一方面又妄引古人,冒充博学之士。
张远山
读到一位香港知名作家的短文《寿则多辱》,首句解题曰:“‘寿则多辱’,语出周作人。”不确。
此语虽曾见于周作人名文《老年》,但他明确说是译自日本吉田兼好的《徒然草》:“……令人想起本来也是武士后来出家的兼好法师来。兼好所著《徒然草》共二百四十三段,我曾经译出十四篇,论及女色有云:‘……在不能常住的世间活到老丑,有什么意思?语云,寿则多辱。即使长命,在四十以内死了最为得体。’”
“寿则多辱”也非吉田兼好自己的话,他明确说是“语云”,随后发挥的“在四十以内死了最为得体”,才是自铸伟词,也是钱玄同名言“过了四十便该枪毙”的源头。
那么“寿则多辱”究竟典出何书?出自《庄子·天地》:
尧观乎华。华封人曰:“嘻,圣人!请祝圣人,使圣人寿。”
尧曰:“辞。”
“使圣人富。”
尧曰:“辞。”
“使圣人多男子。”
尧曰:“辞。”
封人曰:“寿,富,多男子,人之所欲也。汝独不欲,何邪?”
尧曰:“多男子则多惧,富则多事,寿则多辱。是三者,非所以养德也,故辞。”
长寿、富贵、多子,都是儒家理想,为道家宗师庄子不屑。虽然《天地》并非庄子亲撰,而是弟子后学所撰,但是弟子后学仿拟庄子“寓言十九”,让比孔子资格更老的“圣人”唐尧嘲笑儒家理想,确实切中要害,堪称真知灼见。
日本的吉田兼好,中国的周作人,应该确知此语出处。因为《庄子》并非僻书,汉文化圈的普通士人无不熟读,所以他们认为,这种文史常识,不必特地点出。然而“五四”以后,尤其是鲁迅出于时代原因而故作偏激语,认为“中国书应该少读或竟不读”以后,中国的读书人,乃至作家学者,也大抵不读中国书。以致“五四”之后,不通中国文化之病,成了中国知识分子和作家学者的通病。
许多当代国人,没读过《庄子》,只读过《徒然草》,所以都把“寿则多辱”归于吉田兼好名下。这位香港作家,大概既没读过《庄子》,也没读过《徒然草》,只读过周作人的《老年》,所以把“寿则多辱”归于周作人名下。两者都过于浮光掠影,过于浮躁偷懒。我甚至疑心,这位香港作家也没读过周作人的《老年》,仅在别人的文章里,看到这句据说引自周作人的名言,于是再次误引。
鲁迅的愤激之言,并无大错。读中国古书,正如读《金瓶梅》,若无相当的判断力,确实极易中 毒。所以中国古书尽可不读,谁也没有权力以教师爷的身份,为别人开必读书目。当年施蜇存把《庄子》开在必读书目中,就被鲁迅挖苦了一番。知识分子和作家学者勇于“反封建”,不读中国经典,只读外国烂书,不妨自便。然而为何一方面不读中国经典,另一方面又要大量转引经典名言?
不读古代经典,引用经典名言就只能转引。二手转引,三手转引,多手转引以后,也就难免以讹传讹。一旦初引之人引错,转引者自然跟着错。
比如鲁迅误把《六祖坛经》的“如人饮水,冷暖自知”,错引成“如鱼饮水,冷暖自知”。许多没读过《六祖坛经》的当代作家学者,也无不跟着错。跟着错的人们,可能是多手转引,未必读过鲁迅。他们想当然地以为,河中的鱼,是要饮水的。其实鱼在水中,无须特地饮水。只有正在下锅的鱼,才会“冷暖自知”。
再如司马迁的《史记·游侠列传》,开篇明确说:“《韩子》曰:‘儒以文乱法,侠以武犯禁’。”有人把这两句话误引成“司马迁说”,于是不读《韩非子》、《史记》的人们,也跟着错。
还有人把《孟子》的“鱼与熊掌,不可得兼”,误引成“鱼与熊掌,不可兼得”,于是不读《孟子》的人们,也跟着错。三人成虎以后,有位作家曾经与我争论,认定“得兼”是手民误植。我说所有版本全都如此。他说那就是原始版本错了,可能是孟子的笔误。
有位知名批评家,赠送其书给我。我瞠目结舌地看到这样一句:“孔子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死后将被册封为‘衍圣公’。”我不相信这位以批判中国文化为己任的年轻朋友,居然不知常用字“衍”的语义,即便望文生义,也该看出“衍圣”是指孔圣人繁衍的后裔。这位批评家像大多数当代作家学者一样,只是过于浮躁而已。爱做梦的孔子,确实做梦也不会想到,自己死后居然转世投胎,成了自己的不肖子孙。
可以批判孔子、庄子,也可以批判一切古人,但是批判之前,最好做点功课,不宜一方面妄批古人,成为耳食之徒,一方面又妄引古人,冒充博学之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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